一句“出来就是朋友”，让55人相约爬山寻秋。下山之后，刘先生几人临时决定再去爬附近的山头，于是他们并未告知领队，便独自前往。也就是在这次临时增加的行程中，刘先生不幸坠亡。他的家属向登山活动发起者索赔30万元。 活动费用 刘先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，平时常和朋友同事一起爬山。这一次，他参加的是户外群群主徐女士发起的章丘登山活动。2024年11月3日，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乘大巴从聊城出发，上午10点左右抵达章丘，开始登山。 登山画面 这支队伍共有55人。登山时，领队在前面带路，徐女士在队尾收队。但到了下午，姜先生、刘先生等5个人下山后，又有了新的打算：当时离集合还有一段时间。刘先生等人听说，附近一个山头二十多分钟就能上去，便决定再去看看，这次临时改变行程，他们没有告诉徐女士和领队。 男子登山途中离队坠亡 原以为二十多分钟的路，5个人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山顶，就在大家欣赏山顶风景时，姜先生突然听到一声异响，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。 男子登上山顶 姜先生回忆，刘先生原本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，两人之间隔着一块大石头。但是当他赶过去查看时，发现刘先生已经摔到了下面十几米深的岩石陡坡上。他和另一名同行者下去救援，但刘先生已没有生命迹象。 接到姜先生的电话，徐女士才得知刘先生出了事，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。在随后的通话中，徐女士仍在追问：他们为什么下山之后，又去了另一处山头？ 姜先生在电话中懊悔 录音中的懊悔，是朋友面对意外时最直接的反应，事发当晚，徐女士把保险信息转给姜先生，再由姜先生发给刘先生家属办理理赔。这之后不久，刘先生的家属将组织者徐女士诉至法院，索赔30万元。 召集55人登山 发起者算活动组织者吗？ 一边是同行朋友的自责和事故发生后的救援，一边是失去亲人的家属对责任的追问。登山发起者徐女士认为，这是一场非营利的登山活动，自己做了安全提示、购买了保险，事故后也及时报警；但是刘先生的家属则认为，55人的活动有人召集、有人带队，发起者不能只提醒几句就算尽责。 争议焦点之一 争议焦点一：非营利活动发起人是否为组织者？ 虽不获利 但不等于没有管理职责 徐女士公布的费用明细 活动结束后，徐女士公布了费用明细，并退还剩余款项，没有证据显示她从中获利。但法院认为，组织者身份不能只看有没有赚钱，还要看谁在实际召集人员、确定行程、安排车辆和领队、收取并结算费用。 法官接受采访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： 在这起案件中，将徐女士认定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，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：徐女士长期组织驴友活动，而且在这起案件中召集了55个人进行爬山活动，群体范围比较大；在活动过程中，她起到了一定的组织、策划作用。 也就是说，费用由大家分担，组织者没有从中获利，但这些都不会自动消除实际承担的组织和管理职责。 法官认定徐女士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： 不营利不能和不用负责画等号。作为一个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，她的责任和义务必然要大于一般的活动参加者。 争议焦点二：事前提醒、购买保险、联系救援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？ “户外有风险”提示 徐女士强调，出发前她已经提醒所有人服从领队、不要擅自离队，因此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义务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徐女士称曾提醒队员不能擅自离队 被告 徐女士： 上了车，在车上拿着话筒跟车上所有人都讲，不能超过领队，不能私自脱离队伍，不能去探险。安全、纪律、卫生这些每次都强调。 行进中清点人数 同样属于安全保障义务 徐女士购买的保险 法院审理认为，徐女士确实进行了提醒、购买了保险、事故后及时联系救援。但对一支55人的队伍来说，安全保障不只发生在出发前和事故后，还包括行进中的人数清点，以及发现有人离队后的处置。 法官接受采访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： 事后，她及时联系急救、公安等部门，履行了救助义务。事前，她做到了一些路线告知和安全提示，但是没有就路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，以及哪些地方不能去、禁止踏入进行提示；事中，她作为组织者，没有及时发现队伍中少了人，或者有人去了别的地方。 《民法典》内容截图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 未及时发现5人离队 管理存在不足 登山画面 法院最终认定，徐女士已经履行了一部分安全保障义务，但没有及时发现5人离队，活动过程中的人员管理仍有不足。不过，组织者没有完全尽责，并不意味着要承担全部责任。刘先生在下山后主动离开队伍，跟随朋友再次攀爬陡峭山体，也没有告知领队和组织者。作为成年人，他应当判断这一行为的风险，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责任。因此，责任如何划分，既要看组织者有哪些疏漏，也要看刘先生自身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有多大影响。 参与者主动离队存明显过错 承担主要责任 组织者为何担责成争议焦点